国共两党的体质不同
郝柏村不仅与蒋有最贴身亲近的接触，而且亲历亲闻大陆变色前历史中翻天覆地的5年。
郝柏村解读国民党当时之所以“剿共”未能克尽全功，原因之一是自北伐起，国民党就是军事为主，军队与党共同发展，但军事胜利，党却未能深入基层，与共产党相较，军配合党、党掩护军，最终导致国民党不能到基层，党就成为军的重大包袱。
哈佛大学的陶涵在其所着《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》（以下简称《蒋奋斗》）一书中提到，美军观察组（俗称迪克西使团）当时前往中共控制地区考察，他们发现不寻常现象：“他们的思想和表达都很一致，有异议的人可自由离去。那些留下来的人，思想就真的一致了。”
这或可印证郝柏村的看法。《郝解读》指国共斗争两党体质有根本差异，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，从工农群众起家，毛泽东的领导风格是彻底斗倒内敌不留残渣，以内部检讨、坦白、批判，形成党的精纯，领袖权威，基层扎根。这是共产党坚强战斗力的来源。
国民党看似集权，实际是组织松散、纪律不严，党组织以知识分子为多，形成士大夫习气和官僚风，不能深入基层，不能植根于农村。所以共党控制区里，国民党很难生存；国民党控制区里，共产党无所不在。
国际与国内因素同在斗争
国共斗争是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同在的斗争。郝柏村指出，1945年英、美、苏三国的《雅尔塔密约》，罗斯福出卖盟友中华民国，是二十世纪最可耻的国际强权政治作为。
“蒋公接受了。历史已证明，接受《雅尔塔密约》是战略错误，”如果不接受，结果不外乎：苏联强占东北，则其本质与日本侵略无异；苏联将东北交给毛泽东，成立共产政权，则毛亦如溥仪；美苏在中国形成直接冲突。
郝柏村认为“蒋公接受密约，原期主要目标是：
1。宁可放弃外蒙，但获完全接受东北，及平定新疆的叛乱。
2。苏俄不支持中共，易于解决中共问题，确保国家政令军令统一。
3。争取二十年和平建设时间。”
但这些目标完全落空。郝据此断言，接受《雅尔塔密约》，签订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》，是战略错误。
在国际问题上，郝柏村也强调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》的签署是失策，当时争议很大，如果不签，苏俄占领东北、牺牲外蒙（独立），蒋公反而站在民族主义的制高点，可号召全民反苏反共。
发生在1945年、国人所熟悉的蒋毛会晤、重庆会谈，《郝解读》指“蒋毛在重庆见面，这是国内政局的高峰会议。按所谓高峰会议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，故会前必须透过幕僚，已解决了歧见，完成协议的版本”。高峰会只是形式上签订，否则宁可不开。但“国共两党在基本问题上，未经谈判代表取得共识，蒋公即电邀毛到渝，似为失策”。
毛之所以断然来渝，背后有斯大林指使，抵渝后，实际仍由周恩来负责谈判。国民党代表既元谈判对案，完全任令中共提出问题，在谈判技巧上也远非周恩来对手，主动权完全由中共取得，最后以有名无实的《双十协定》，结束失败的高峰会。
重庆会谈期间，蒋毛见面11次，都是应酬话。毛在重庆43天，将国民党弱点和病象洞察清楚，更坚定他枪杆子出政权的信念。
军事上的失误
在军事上的失误，综观“剿共”战争，负责第一线大军指挥者，从东北、华东、华中到西北战场，主要第一线兵团指挥官都是黄埔一期。郝柏村认为，他们在第一线的指挥都是失败的，或者被俘，或者投降变节。就传统战的建军而言，国军当时高级将领战略、战术素养不足，为失败主因。
黄埔一期仅受训6个月，而国军建军始自1924年，至1949年的二十五年间，未能建立完整的军官教育体系。当时手握军权的黄埔一期学员素养太差，大部分的黄埔前期不出十年，就从排长升到师长，一旦握有万人以上兵权，就自认战场经验丰富，自得自满，反而导致失败。
而国军在大军指挥中所犯的战略错误，更为此付出重大代价。《郝解读》指出，国军在战略判断上，低估了共军的精神战斗力。
陶涵在《蒋奋斗》由写道，马歇尔抵华后，蒋开始担心美方会走上姑息共产党的路子。但国军1946年的捷报大大误导蒋，他误认为可以守住南半部的东北，接下来的两年，他一再投入更多兵力；1948年10月29日。蒋向一位美国记者说明，在他看来，政府领导人若是不战即放弃大城市是可耻的行为，结果“三年以来国军处处设防，备多力分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