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珅高祖尼牙哈那与其他八旗兵入关时，清朝统治者为了保证他们的生活，在北京周围五百里地区圈占大量土地，分给八旗官兵人及家属耕种。
但清朝统治者为维护京城安全，规定旗人出城四十里以上，必须到八旗都统处请假，这就使旗人实际上不能亲自种地，只好将地租给汉族佃户耕种。
加上旗人不善于经营农业，庄稼收成很差，因此许多旗人就干脆将所分旗地卖给佃种旗地的汉人，自己则靠当兵领饷为生。清初，旗人数量不多，又经常外出作战，立军功还有赏赐，一般旗人的生活比较富裕。
从康熙帝统一台湾后，清朝战争多在边疆地区进行，内地百余年无战事。乾隆初年，北京城里的旗人经过休养生息，人口数量成倍增长，八旗兵的兵额仍然不变。
例如，过去旗人五口之家有一人当兵领饷，就能维持正常生活。如今五口增加为十几口，还是一人的兵饷，即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，生活也难以为继。清朝统治者虽然采取了赐给银两、适当增加兵额等办法，但很难根本解决八旗生活。
现存清代文献中多用“少贫无籍”四字来概括和珅童年时的生活。和珅家中的生计问题比北京城中其他八旗兵尤为严重。他虽然出身于官宦之家，过着吸奴使仆的生活。
但由于做官的父亲突然病故，家中一下子没有了收入来源。身为家中长子的和珅，过早地承受了艰辛的生活重担。那时和珅与弟弟和琳正在读书，都不到当兵领饷的年龄。
为了维持家庭的生活，完成自己和弟弟的学业，和珅经常派家人刘全千里迢迢去外祖父嘉谟家中求助。
和珅的外祖父嘉谟时为江南河道总督属下河库道员。嘉谟不仅资助和珅兄弟的学业，而且他的为官经历对和珅一生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
清代黄河、淮河经常决口，为治理问题、兴修水利，清政府分别在江苏、山东、直隶地区设立了三个河道总督，其中江南河道总督，简称南河总督，驻地在江苏省北部清江浦，位于清代黄河、淮河、运河交汇之地，是清代南方粮食北运京城的关键地区。
清政府花在修理河道上的经费，一般都占国家岁收的十分之二。乾隆中期时，清朝国家每年财政收入大体是四千万两白银，用在治理河道上的银两，常有八百万两以上。
清朝河道官员利用兴修河道工程之机，中饱私囊，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。
河道官员宴请宾客，一道菜的费用就需要上百两银子，宴席从早晨一直吃到半夜，一百多道菜有的动都没动。做菜的厨师很多，因为每人常年只做一道菜，所以味道之鲜美，其他厨师无人能及。
河道官员所穿的皮袄，从来不去当地店铺里购买。每到秋冬时节，他们派人出山海关，到东北皮毛产地买整张狐皮，归来后由皮匠按皮张大小，分类制作，毛片颜色整齐无瑕，连京城中的皮货商都自叹不如。
河道官员的住宅极其讲究，宅门之内、上房之中，不点油灯而用蜡烛照明。家中妇女所用珠翠金玉，数量之多无法计数。河道官员本人所佩戴的朝珠、黄板、攀指，价格动辄上千两银子。
他们衣服上佩戴一种琪南珠，价值三千两银子，悬挂在胸前，在半里外就能闻到香味，让人以为步入了高级馆舍。河道官员平时办公时，衙署中总是商贾云集，书画玩好无不具备，以随时满足他们的耳目之娱。
和珅外祖父嘉谟，官职是四品河道库道员，充其量不过是中级官员。但清代每年用来治河的八百万两银子，很大一部分经他手发放报销入账。可以说，嘉谟的官职是清朝所有官员中最有办法捞钱的职务。
和珅少年时，对外祖父与河道官员的穷奢极欲生活早有耳闻。据说，那时一些乡、会试落第的穷秀才、举人、离京时常请熟悉的京官给河道总督写封求助信，见到河道总督，临行前至少能得到几百两银子的“路费”。和珅是堂堂河库道大人的外孙，所以了派家仆主全向外祖父嘉谟要钱，并不觉得难为情。
起初，嘉谟见到外孙的家人风尘仆仆地到来，每次都让刘全满意而归。然而时间一长，嘉谟的态度发生了变经，给和珅的银两越来越少，有一次竟少到只给刘全五十两银子。
若不是嘉谟属下吏员郭大昌鼎力相助，和珅可能会如同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一样穷困潦倒终生。
郭大昌，江苏山阳人，其人洞彻水性、穷极世变，是当时江淮地区的传奇人物。清代笔记有关郭大昌的记载说：“乾隆嘉庆之际，数十年凡奉特旨持节治澡，及经制官河督以下，遇事咨询，倚为安危，盖奇士也。”
郭大昌因维持生计，时在嘉谟手下充当一名吏员，一年弄几千两银子，过着富裕安逸的生活。
每次刘全来嘉谟这里讨银子，都由郭大昌出面替他款待。郭大昌因与刘全常在一起喝酒，一来二往，时间长了，两人的关系也变得非同一般。他这回见到刘全只从嘉谟那里弄到五十两银子，就借说酒劲劝刘全道：
“刘全兄，我一你交往多年，凭你的本事，将来会有大出息，如果你愿意到我们这里谋一差事，肯定会富得流油！而你现在为他人做仆，步行千里往还，就为这几十两银子来回奔命，你想想，值得吗？”
刘全回答：“郭兄有所不知，河道工程上的千般好处，我当然记在心里。但我家主人乃将门之后，天生聪明无比，才智非他人所及。眼下读书用功非常，已被皇上选拔到咸安宫官学。我不过辛苦二三年，将来主人一定会金帝题题名，前途无量。”
郭大昌听后，觉得刘全说的很有道理。因为他知道，旗人爱朝廷特殊照顾，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大大多于汉人，刘全的主人若真如他所说的用功上进，中举人成进士，实是易事。
旗人本来就少，有了功名，高官厚禄更不在话下。于是，郭大昌拿出一百两银子送给刘全，且告诉刘全，若以后他家主人有困难，他会尽力相帮。
正如刘全所说，和珅把摆脱家庭贫困的希望寄托在参加科举考试上面。他和京城的满族人都听说过旗人吴达善中进士，官至湖广督的故事。
吴达善之父原是驻防西安的一个旗兵，在战场上靠抢掠致富，家中非常有钱。由于清朝规定旗人不得经商，其父便利用家中钱财雇人经商。
受雇之人为吴家备极辛苦，算尽锱铢之利，吴达善之父还以为赚得不够。受雇者一怒之下说道：“要想一本万利，就是读书做官，别做什么生意。”
说者无心，听者却恍然大悟。吴达善之父把做生意的钱用来聘请着名学者，他本人则亲自监督儿子们上课。他的六个儿子，五个中举人出仁做字。
吴达善因为中进士，官做的最大，光任总督一职每年所得的养廉银就有二万两。当官的好处可不止俸禄丰厚，传说吴达善任云贵总督时，将出缅甸逃入云南的巨富宫里雁的宝石据为己有，发了一笔横财。
和珅心里明白，满洲旗人走科举道路比汉族人有许多优越条件。这是因为清政权定鼎北京后，就利用国家政权力量建立了专供八旗子弟读书的官学。
入学的学生都有生活补助，每人每月给银1两5钱，均由本旗发放。这些银两尽管数量有限，有时也能聊补无米之炊。倘若学习成绩优秀，能进入旗人子弟争着想上的咸安宫官学，生活和不习条件都能够获得改善，前途就更有把握了。
明初黄河为患较轻，朝廷以管理漕运的都督兼管河务。遇有洪灾，临时派遣总河大臣一员前往治理，事毕即撤，并非常设。正德四年规定以都御史充任。
嘉靖十三年，以都御史加工部尚书或侍郎职衔，隆庆四年加提督军务，万历五年改总理河漕兼提督军务，八年废。万历三十年，朝廷将河、漕再次分职，此后直至明亡再未复合。
